美国早已花了半个世纪终结ESG和企业财务收益的辩题。开始的开始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工会养老金开始关注投资行为的社会效益，最后的最后是2006年牛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教授发表相关研究结果，专注ESG投资的机构和投资组合公司接连涌现。

 

此外，联合国前秘书长也是于2006年发起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截至2020年4月已经有超过2700家金融机构签署了PRI，这些金融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 万亿美元。Preqin截至2020年10月的数据表明，自2011年以来超过4400只专注ESG投资的私募基金完成关账，资产管理规模超3 万亿美元。即便在2020年这样的背景下，ESG基金募资仍然坚挺，黑石、阿波罗、 等巨头功不可没。

 

倒在2020年的企业不在少数。这种危急存亡之秋为什么还要分散精力去做ESG投资？不如说，ESG投资对应付2020年这样的危机也有好处。UNPRI的报告指出，ESG投资具有长期增效和缓和风险的作用。打个比方，有的妈妈只关心吃什么药可以治好小孩的这次感冒，而有的妈妈则关心怎么样可以让小孩以后都尽量不感冒并且还能身强体壮。没有说妈妈都要围着小孩转的意思，“妈妈首先是她自己”。

 

对于投资圈的赋能妈妈（GP）和金主爸爸（LP）来说，更关心的可能不是ESG有没有必要，而是如何将ESG整合到整个投资过程当中，对此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的ESG整合指南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其中还包括LP对GP的尽调模板问卷等。单单就ESG如何纳入投资决策而言，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将ESG指导下的投资策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规范筛选法、负面筛选法、正面筛选法、ESG整合法、可持续主题投资、积极股东法和影响力/社区投资。

 

在中国，ESG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ESG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在中国又推得非常靠前。比如中国刚刚超过英国成为海上风电发电装机量全世界第一大的国家，所以可以看到国家在清洁能源上的布局是非常靠前的。”妙盈科技创始人涂鉴彧在《母基金周刊》的采访中说道。

 

 

此前，在个别打工人不愿相信的情况下，我国宣布已消除绝对贫困，这其中专注以产业投资方式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的投资机构国投创益可以说添上了遒劲的一笔。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国投创益践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按照上述GSIA分类，国投创益的ESG投资策略符合正面筛选法、可持续主题投资和影响力/社区投资的特点。

 

“国投创益将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作为筛选投资对象的重要依据，委托北大、人大、北师大和中国农科院等对投资项目进行社会效益尽调和评估，建立了投资项目社会效益数据采集和评价体系，在项目立项、投资、投后管理等各阶段持续关注企业的扶贫带贫效果，”国投创益董事长王维东对《母基金周刊》说道。

 

国投创益管理的300多亿资金来自于财政部和所有的央企国企，可以看到中国的ESG热颇有些自上而下的意思。妙盈科技创始人涂鉴彧也向《母基金周刊》表示中国的ESG投资热潮是监管撬动下的经济转型带来的市场反应。

 

截至19年底，妙盈科技海内外客户占比为三七分，截至2020年底已经是五五分，随着中国碳中和、碳达标等目标提上议程，2021年大陆客户可能会首度超过海外。

 

“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议题给金融机构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就是监管，因为金融机构是直接被监管的，整个金融业也是监管比较重的一个行业，所以合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大挑战就是决策：一是收益性的决策，到底股权投资应该投什么样的公司；二是债权，不能贷款给不合规的公司。另外就是LP的需求、价值观GP也要去吻合。”

 

 

和ESG一样，影响力投资也关注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但是二者又有鲜明的区别。绿动资本董事长兼CEO白波在《母基金周刊》的专访中表示，“影响力投资和ESG投资的差别，一个是主动，一个更多是被动，像是负面清单。”为了帮助理解，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的总监林奕谷女士也提出，影响力投资是包含负面筛选、同类最佳等多种投资策略的ESG投资框架中最积极主动的一种。影响力投资人试图通过主动投资尽可能直接地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而不只是避免投资“坏”的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FC）对影响力投资给出的更严格的定义是“以创造可衡量的、正面的社会或环境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为目的对公司或组织进行投资的行为”，突出了可衡量性和主观目的性，而突出的这两点正是影响力投资最关键、最热议的话题。

 

“可以看到，无论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人士也好，第一反应是任何投资都有影响力，凭什么要单独辟出一块叫做影响力投资。有的LP会直接否定这个行业的存在，”禹闳资本副总裁骆潇濛在《母基金周刊》的专访中直言不讳地说道。禹闳资本是国内影响力投资实践的先行者，LP包括南都基金会和数据服务商万得等，基金规模从最初的2亿已经增长到10亿。

 

根据LP对影响力投资的态度，目前国内LP可以分成四类。A类是非常认同影响力投资理念并以出资给予实际支持，比如说南都基金会。B类诸如家办，影响力投资尚在其3~5年内的规划里面，其投资对象可能是在做小份额影响力投资的机构。C类认同这个概念但是暂无出资计划，大部分的出资人其实都可以划分在C类。D类可能会直接否认这个行业的存在。

 

所以影响力投资是真实存在的吗？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属于影响力投资范畴，最重要的就是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即能够通过寻找每个主题、行业以及它的细分行业里面的行业调研、学术研究等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逻辑链论证影响力投资带来的变革，而不是说某项目的投资纯粹以财务为目的，碰巧落在教育行业或者是医疗行业。目前，中国影响力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内暂时没有像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这样的组织能够把证据库全部都放在一个平台里，因此LP会比较担心影响力漂白的现象。

 

中国（香港）唯一两家IFC原则签署成员之一先行资管（AvantFaire）的创始人陈钦若女士对《母基金周刊》坦言，“GP应该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专业团队，从项目搜集、投前调研、投后管理到退出策略，负责整个影响力投资的全周期管理，避免被‘最弱一环’拖垮或跌入‘漂绿’陷阱。”

 

目前GP、LP在影响力投资方面的实践不足，因此才会在项目甄别和影响力衡量与管理（Impact Measuring and Management, IMM）方面存在困难。“你投资越多，你的IMM体系越完整；IMM越完善，投资就能投的越好，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禹闳资本骆潇濛评论道。

 

例如，曾建立全球最大影响力基金Rise Fund（睿思基金）的TPG就探索出了影响力的货币化公式（Impact multiple of money），可以将特定行业内特定投资对象带来的社会/环境影响力等价换算成货币的形式，为IMM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货币化这个过程让人联想到投资的财务收益问题。否定影响力投资的另一个声音认为，与其打着影响力的名号做投资，还不如直接放弃财务收益，采取捐赠等慈善形式。但是禹闳资本追求正常市场回报率，该机构认为只有通过商业解决方案的规模性和经济性来应对社会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才是可持续的。慈善基金也需要增值保值，新慈善基金增值保值法还鼓励慈善基金参与到与基金会关注方向一致的投资中，相当于鼓励进行影响力投资。

 

“影响力投资最初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提出。为什么要有影响力投资者概念，是因为2030年要实现17大可持续发展目标，私营部门必须每年投入2.5 万亿美元，这是政府、国际组织、公益机构加起来都没有办法完成的。”

 

更何况，影响力投资并不要求放弃财务回报。相反，影响力投资有利于维护LP的利益。Preqin考察了2010-2017年成立的基金，包括160只影响力基金、767只ESG基金以及873只其他基金，三组样本中影响力基金的平均回报中位数为最高14.7%，同时离散程度为最低8.7%。根据IFC统计，截至2019年私募市场中影响力投资资产总额也已超过2 万亿美元，分别来自于私募基金（4150亿美元）和开发性金融机构（16570亿美元）。

 

TPG中国区管理合伙人孙强是国内影响力投资的先行者，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疫情给影响力投资带来了契机。私募股权公司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发挥空间。影响力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推广普惠，助力实现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中国会特别关注普惠教育、普惠医疗、普惠金融方面，去寻找更多影响力投资项目。”

 

绿动资本董事长兼CEO白波也认为，将技术革新、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模式相结合，绿色发展是可以成为新动能的。“我们专注工业（Industrials）和To B的商业服务（Business Services），我们自己叫做IBS。随着中国的转型，接下来5~10年是IBS的黄金投资期。技术带来行业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绿色的影响力，所以绿色影响力投资机构能够实现双丰收。我们专注绿色影响力，寻找能够带来价值创造和影响力的技术，以及明白这些技术的优秀的企业家和合适本地的商业模式，然后用责任资本去促进公司成长，实现盈利和环保。”绿动资本起源于2016年成立的中美绿色基金一期，通过4年的摸索已经形成了150亿人民币的规模，其中直接管理的为37亿，参股管理的为129亿。

 

白波还在接受《母基金周刊》专访时提到，在IBS的领域当中，新材料和产业互联网（IBS Internet）在当前有着巨大的机会。随着材料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新能源、交通物流、先进制造业这些领域能够大大提升效率，实现财务和绿色效益的双丰收。目前绿动资本在药的流通行业做了一个产业互联网的投资，该项目把SaaS和大概8万家药店的ERP体系以及保险公司打通，用市场的力量做成了中国现在最大的废药回收网络。另外绿动资本还投资了一家循环包装材料的公司，IoT对该公司的效率提升作用十分显著。

 

此外，白波认为数据中心会有很多的机会。超一线城市建立汽车数据中心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但是其他地方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两三年供大于求。中国对数据中心这种新基建的需求还是保持着20~30%的年化增长率，而且在未来的大概5~10年应该还会继续保持一个强劲的增长。

 

禹闳资本也强调项目的可投资性。禹闳资本筛选影响力投资项目的4个标准为：放眼全球聚焦中国；攸关一定体量人群的切身痛点问题；正面影响显著大于负面影响；具有可投资性。

 

“博沃思是我们投资的一家做学习认知障碍儿童服务的教育机构，它的解决方案是聚焦家庭，对父母甚至可能是一家7口都进行辅导，通过孩子的认知力培训、家庭教育指导与心理咨询来缓解家庭焦虑、改善教育氛围。Group therapy（团体疗愈）是他们的变革理论。对于禹闳来说，影响力项目我们觉得不缺，但是缺钱。我们希望涓涓细流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比如说今年明年能够把10个亿投完，下一轮可以融到30个亿，带领更多的资金去进行尝试。”

 

 

从ESG到影响力，社会/环境因子正在深深写进国内外资本的DNA当中。TPG、高瓴等投资机构巨头已经率先入局，海外的机制正在建立成熟，而漂绿、漂白的现象至少也说明了企业和社会的理念变化。

 

中国影响力投资起步晚，但是我们也比较有效地规避了海外影响力投资萌芽时的混沌时期，中国影响力投资的起点就已经聚集了最专业的一批人。而且，中国市场的空间提供了一个验证模式的机会。此外，和欧美投资机构比较起来，中国的财务回报和环境回报实现了更好的匹配。

 

未来，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影响力投资在本土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光靠引进国外的机制和经验是不够的。中国的市场有中国的特殊性，要通过影响力投资的逻辑解决中国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环境问题，需要熟悉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投资人才。

 

Impact Bread创始人郑逸南建议，影响力投资关注的领域往往是填补行业空白的垂直领域，比如能源创新、可持续交通、食品科技、智慧农业、海洋健康等等；随着这些领域中的科技创新日益成为主流，一些冷门/前沿专业的专才不可或缺。综合来看，影响力投资基金需要既有行业洞见和积累又有商业敏锐度的复合型人才。

 

“从来如此，便对么？”

 

中国的特殊性也好，全球的普遍性也好，睁眼去看的话，社会/环境的问题是赫然醒目的。有的由来已久却在吵吵闹闹中继续肆意扩张，有的初来乍到却在不知不觉中兴风作浪。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细小的变化也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我们解决自有问题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帮世界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别让地球真的去流浪。

 

请国人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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